从尧兄的这封信中，不难看出他对话剧事业的执着，对北京人艺的热爱，对前辈们的崇敬，对未来肩负使命的自信。说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话剧事业，或许有些夸张，但说他为了话剧和北京人艺的明天，殚精竭虑、鞠躬尽瘁，则毫不为过。他把剧院当成了家，把事业当成了命，多忙多累都无怨无悔……”

1998年，正是尧兄生命的最后一年。那年他五十四岁，正当盛年，身负北京人艺副院长的重任，不仅主抓业务，还负责大量的行政事务，他怀揣着许多梦想，事业干得红红火火。这一年，他主演了生平最后一部话剧《官兵拿贼》，拍摄了生平最后一部电视剧《离婚》。嗣后不久便觉不适，硬撑了一段时间，终于不得不放下工作，求医问诊。在被确诊为肺大泡后，他在做不做手术间犹豫不决，最终选择了前者，希图一劳永逸，却在手术后的11月30日，溘然长逝于友谊医院。这个残酷的事实，曾令我们全家心痛欲碎，难以接受。到今年，他走了快二十一年了。
我忘不了首都剧场后剧院二楼他的那间办公室，这封信应该就是在办公室的书桌上写就的。这间办公室我去过多次，尧兄在这里考虑事情、处理问题、熟悉剧本、琢磨角色……我去看他，一般只聊些家事琐事，不及其他。因此他1997年初策划《雷雨》演出这回事，我是看了这封信才知道的。我倒由此记起一件事，有一次我去剧院找他，他说马上要去医院向曹禺汇报工作（曹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誉院长），问我想不想一块儿去，我不知脑子里的哪根神经出了毛病，竟然回答“不去”，错过了跟这位大师见面的机会，至今懊悔不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