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现实主义的话剧创作里，道具就像一个个无言的角色参与其中，而它们背后，道具师就是良匠，是大管家，是用巧思与应变为舞台效果保驾护航的幕后英雄。

·博物馆里的话剧史·

“要讲究，不要将就”（节选）

刘琳

1958年仲夏某日，阳光明媚。“而无车马喧”的北京朝阳门外大街上，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，只见一匹健硕漂亮的棕红色马由西向东飞奔而来。不一会儿，又有几位身着古代战袍的士兵策马扬鞭从远处追来，正在执勤的交警和眼尖的看客瞥见他们全副武装、妆容浓重，紧随前边那匹脱缰之马绝尘而去。路人纷纷驻足观望，有人以为是电影街拍，可找了半天也没看到摄影机位，恍然以为自己进入梦境，来到了七百年前的元大都……

这一年，元代剧作家关汉卿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定为“世界文化名人”。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创作七百周年，六十岁的田汉创作了《关汉卿》一剧，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，导演是焦菊隐和欧阳山尊。第一幕的场景是元大都街市上，关汉卿目睹被诬陷的少女朱小兰行刑前的情景。毛驴拉着朱小兰的囚车上场前，监斩官和骑着高头大马的卫兵先登台招摇过市，表现出元朝官吏的淫威，关汉卿看到此景义愤填膺,后来才写出感天动地的《窦娥冤》。在舞美处理上，欧阳山尊做了很多大胆的突破，其中之一就是让真马真驴上台，并且不是仅仅走一个过场，而要在台上稍事定格，起到衬托剧情发展、营造场景真实感和加强视觉冲击力的作用。于是，找到这些“活道具”便成为该剧道具师丁里的重要任务。

学生时代，丁里就是活跃的戏剧爱好者，他所在的“七七剧社”和蓝天野、苏民所在的“祖国剧团”曾共同演出。当时条件艰苦，没有像样的剧场，每演出一个剧目，学生们要兼任各种工作，从布置舞台到卖票都得操心，正是这种经历锻炼出丁里开动脑筋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的能力。

这一次，丁里辗转找到北京军区通州双桥军马场，几经努力，借来六匹高大俊美的军马，五匹上台，一匹备用，连同日常朝夕相处、熟悉它们秉性的战士们。据说这些马原本是准备送到天安门国旗队“服役”的，进驻人艺后，就拴在自行车棚改造成的马厩里，战士们则住在剧场楼上。当时的首都剧场四楼（即现在戏剧博物馆所在地）是职工宿舍，于是之等很多人都住在那儿。那段时间大家都给丁里提意见，说老丁你这不像话呀，夜里马就在那儿挠墙，吵得我们没法睡觉啊。丁里只好找来黄泥，把地和墙都垫厚，让马的动静小一点。

拉囚车的驴怎么办呢？丁里灵机一动，想起距首都剧场不远的灯市东口拐角有个冰局子——专门卖冰的冰窖。那时候大家都用天然冰，冰局子有个杨老头，每天拉着驴车到各处送冰。杨老头生活困难，答应送完冰带着驴来参加演出，只要求带着孙子一起来，管顿晚饭。开演前，饰演朱帘秀的舒绣文要在后台练一遍《蝶双飞》唱段，刚唱两句，拴在院里篮球场的驴也应和了几声，饰演朱小兰的李滨心里嘀咕，驴到时别真在台上唱起来。幸好这驴还算聪明，每天开演后都听从杨老头的口令，准确地将车拉到台口，定格，配合李滨演完“朱小兰和前来祭酒的婆母无言啜泣”这场戏，从未亮嗓。可还是有一天，正赶上日场演出，眼见就要开幕了，驴还没来，原来是杨老头上西城送冰去了，丁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演出时只好安排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着李滨上台了。

1958年6月28日是北京人艺《关汉卿》首演。这一天，国内至少有一百种不同的戏剧形式、一千五百个职业剧团，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。想来是台下那匹备用马感受到了当天热烈的氛围，看着同伴风光登台实在心有不甘，于是在同伴们完成演出下台的一刹那，它毅然挣脱了绳索，不须扬鞭自奋蹄，挺胸抬头地飞奔出去！刚下台的战士来不及卸妆，骑着马直接追出去，才上演了这出“穿越大剧”。幸而当时路上没有私家车，战士们终于在某个路口追上了它，慌忙之间，有一名战士还付出了骨折的代价。

活物上台，无形中给舞台演出增添了生气，也达到了导演想要呈现的特殊艺术效果。在曹禺的名作《北京人》中，有一只久入樊笼的鸽子，从鸽笼中放出来时，它已不会振翅高飞，表达了丰富而悲怆的意味。为此，剧组特意买来几只鸽子，每晚演出前，负责道具的年轻同事用胶布将鸽子的大翅缠起来，为了不伤害到它，总是轻手轻脚。鸽子似乎也明白自己的使命，很安静地配合着。等到演出结束，道具师再解下缠绕的胶带。剧中的三幕二场，鸽子在舞台上踱步，道具师孙鋆毅就在上场口的侧幕条紧张地盯着，万一鸽子飞到观众席，他就要第一时间把它逮回来。与此同时，在下场口也安排了一个人，鸽子若自己走到了下场口，得让它赶紧归笼。

洪吉昆制作，纸制仿唐三彩马

一

在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里，还有另外一匹马，同样剽悍健壮，挺拔昂扬。在舞美厅的展柜中，它悄然静立，通体白、赭、绿三彩的经典釉色，满带盛唐特有的绚丽，闪耀着不易被岁月剥蚀的光泽。1954年，北京人艺上演曹禺新作《明朗的天》，在布置剧中的豪华客厅时，道具师匠心手作，让这匹仿唐三彩马高踞于欧式的壁炉上，西式的房间立刻有了厚重的中国味道。

有一位道具师傅叫洪吉昆，原来是做楼库的。“楼库”这个词对现在的人来说很陌生了，简单地说就是做出殡时，烧给逝者的纸人纸马、纸扎的房子这些烧活儿的。洪师傅到了剧院后，最拿手的就是用草纸板做一个坯子，不管是茶壶水碗，还是古董水缸，在坯子的基础上再用纸浆或者其他材料堆砌成型，然后在外面刷上特制的轻粉（用骨胶和滑石粉熬制而成），再上颜色，晾干。人艺的戏剧博物馆现在还保留着一件他做的唐三彩，极其逼真。这样的道具重量轻，方便换景，不怕磕碰。

——蓝天野口述《北京人艺舞美往事》

而今，每当讲解员提示这是一个纸制道具时，人们无不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，凑近去观看它的每一个细节，可那硬朗的造型、浑然的做工，一点看不出纸制的痕迹。在它的旁边，还有几件器型不一、形神毕肖的用具，从中式的烧水铝壶、装饰瓷罐到古希腊的陶制水具，无一不由草板纸制成。

1953年，北京人艺演出了建院后第一部大戏《春华秋实》，这是老舍为了配合“五反”运动创作的三幕话剧。剧院初排大戏，制作人员稀缺，便临时请来有近二十年裱糊经验的洪吉昆和他的师兄弟们来做道具。《春华秋实》的剧情从荣昌铁工厂为农村抗旱备荒生产大水车展开，舞台上需要放置一架齿轮状的水车，如果用真的，那得两三个人才能搬到台上，换景会很不方便。洪吉昆就用粗糙的草纸板做了一个中空的大水车，直径一米多，一个手指头就能把它挑起来，令舞美设计辛纯、韩西宇赞叹不已。洪吉昆说，不光这个，什么都能做，只要有真的，我就能用纸做成假的。两位舞美设计问他愿意到剧院来参加革命工作吗，洪吉昆激动不已，连忙说，愿意！只要够家里生活就行。这之前他光靠裱糊手艺已经难以养活全家，早就像祥子一样靠蹬三轮谋生了。自此，他绝处逢生，同时也成了北京人艺纸制道具的开山鼻祖。

北京人艺建院之初，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虽然国家对剧院有补贴，但各项费用均要量入为出，当年一个大戏的制作经费有三千元就算十分可观了。为了厉行节约，舞美制作推崇的观念是“以假代真”，用真材实料不算真本领，用代用材料做出合乎演出要求、达到艺术效果的服装、道具，才算真功夫。

就这样，洪师傅精湛的手艺在1954年排演的几部大戏中都有展现。在《明朗的天》那匹唐三彩马之前，还有一匹马。上演苏联戏《非这样生活不可》时，剧组从大使馆借来一座铜马，分量很重，一个人搬怕摔了，两个人搬怕碰了，好在有洪师傅，做个假的吧！他就用纸在铜马的表面盔了个模子，按传统手法揭模子要先用刀切开口子，这很容易划坏铜马的表面，洪师傅想起自己少时在艺徒学校学习的钣金锻冶技术，便用细铁丝沿着铜马的轮廓糊在模子最内层的纸里，留出引子，待模子全部盔好后，揪住铁丝引子一扭，模子很容易地就揭下来了，然后再按马的外形琢磨细部，上色上油。

《明朗的天》中某位医生的家里有个铜盘茶几，负责采买的人到商店一看，好家伙，得花五十块。洪师傅说，咱不花这钱，自己做。先由装置组的木工做框架，三合板做出台面，然后由洪师傅做装饰，纸砌边缘，纸雕龙头，只用三天工夫，四个龙头叼着一个铜盘的茶几交活了。这纸木结合的新尝试，既省工省料，又轻便耐用，为道具制作开拓了一条路。后来《雷雨》中百分之八十的家具都是道具组制作的，比如周家客厅中那套侍萍年轻时喜爱的硬木家具，也是用纸木结合的方法打造的，洪师傅通过剪、拉、画、烫、雕花刻纹等手法做好，然后上色着漆，那些样式繁复的浮雕便被一一复刻在灯光幽暗的周家客厅里，圆桌、百宝阁、衣柜古色古香，沉稳厚重，彰显了周朴园民族资本家的身份。沉浸在演员表演和戏剧冲突中的观众可能很少会想到，这满台的装饰布置蕴含着多少制作人员的匠心和汗水。

洪吉昆将纸扎技术带入北京人艺后，边英凯也被吸收进入道具组，他多才多艺，能写能画。经过潜心钻研，他将纸扎技术进一步精细化、艺术化，在制作工艺和材料上不断尝试探索，发展出能够满足多种道具需求的制作方法。比如在材料上，他将泡沫塑料通过热力丝拉出各种花纹，不但可以做青铜鼎上的浮雕纹饰，还可以制作外国戏中的洛可可式建筑。再比如沥粉技术，他将滑石粉和骨胶混合在一起，像蛋糕裱花一样，挤出各式各样的图案，立体感很强。还有戏中那些永不凋谢的花朵，有时是用绸缎做的，更多还是纸制的。

《蔡文姬》道具，纸制仿青铜酒具

随着剧院创作题材的多样化，道具制作的创新能力也被锻炼和激发出来。1959年国庆，北京人艺演出了八台献礼剧目，包括《雷雨》《带枪的人》《伊索》《蔡文姬》《悭吝人》《日出》《骆驼祥子》《烈火红心》，涵盖了古今中外各类题材，加上未列其中的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，足以宣告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形成。细细盘点其中的每一部戏，舞美制作人员的创造和贡献无处不在，并且剧中的很多道具一直沿用至今。

2020年北京人艺六十八周年院庆前后，蓝天野先生在微信朋友圈“即兴以图文忆往”，不定期分享九宫格，追忆往昔岁月中令他不能忘却的合作伙伴。六月的一天，他发了一组不甚清晰的老照片，大部分是泛黄或翻拍的黑白照片，配文写道：

激动一天，泪流满面！

早想写北京人艺辉煌时期的舞美制作工厂，那可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棒的！可惜，缺少资料，无法落笔！

今天，几位热心人提供了珍贵资料，这资料的获得详情，就先不说了。

服装：（中装）姜文山师傅，（西装）谢宗荫师傅，（中装）刘邦声师傅。

道具：洪吉昆师傅。

化装：李俊卿师傅（大李）。

效果：冯钦。

装置（制景木工）：杨金良师傅，梁国栋师傅，张宗林师傅……（暂不全）。

现在也先不说哪个图是哪位了，顾不上，马上发！

照片中的面庞是那样朴实无华，在每部戏被搬演上台的过程中，他们是一个默默无闻但不可或缺的群体。经过他们的巧手，那些设计图纸上的形象变为现实。在北京人艺对舞台“完美整体感”的孜孜以求下，他们的技艺经过不断的打磨、创新和幻化，成为舞台整体形象的一部分。旧日时光渐行渐远，这些前辈的名字和样貌已少有人识，但他们的技艺和匠心手作却代代传承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北京人艺道具组工作照（中为丁里）

二

我为什么搞道具呢？是有原因的。在《民主青年进行曲》里，我演一个工友。有这么一场戏，一个学生拿着一沓纸币，那时候叫法币，扔一地。我要捡。我这个演员糟糕在哪呢？高度近视眼，又有散光，工友这个角色也不能戴眼镜。灯光一打，基本就是一个瞎子了，看不见，捡这钱可是大问题了。因为你得很短的时间把这钱都捡起来，而且那个演员撒的时候没有规律，一撒一片。如果是楼上的观众看台面一目了然，落下一张都不行。这是个大难题，因为我不捡的话不合剧情，捡的话时间太长，观众就甭看别的了。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女同志戴的那个项链还有老和尚戴的素珠不都是串起来的吗？我就利用这个原理，把票子用一根黑丝线——当时还没有尼龙线，就是很细的黑丝线，扎上眼儿串起来，这学生一扔就散开了。观众不知道有根线在那儿串着呢，只要我看到票子，拿到一张，做那种假动作，一下就拿起来了。这是根据我的角色，根据剧情来搞的，要不然这事不好办。后来领导一看，反正你这眼睛也甭当演员了，就干这个吧。这一干就干了一辈子。

——丁里口述，摘自《岁月谈往录》

人称“丁道长”的丁里从北京人艺建院起就是道具组组长，群众发挥智慧给他起了这个一语双关的名字，有时干脆就叫他“丁道”。其实丁里本名叫曹用礼，北平解放前夕，他也成为众多投奔石家庄解放区的热血青年之一。他和同学李守海结伴而行，为了安全，当务之急还是那道必答题——先改名。他俩拿起一张《晋察冀日报》，决定指字为名。李守海随手一指，竟指了个“肉”字，叫“李肉”？着实不雅。曹用礼开玩笑说，你干脆叫“李肉丁”得了！李守海说，那就把“肉”去了，叫李丁吧。曹用礼也懒得再想了，你叫李丁，那我就叫丁里吧！

建院之初，剧院没有家底，每排演一部新戏，道具人员就要想尽各种办法备齐道具。丁里脑子活，记忆力好，出于职业习惯，平常每到一处，待上五分钟，他就把房间里的家具布局、大小摆设尽收眼底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这叫照相机式的‘缩微式头脑’，除了抽屉里的存折我看不见，其他我都能给你说出来。”比如那时到财政部去演出，他就瞎溜达，看到人家会议室带扶手的椅子,就记下来，等排戏需要时，他就从记忆储备中调出这件东西。当时这种可以通用的道具以借为主，单位开个介绍信，公对公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借了。他更为熟悉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、中国青艺等同行单位的道具库，像《骆驼祥子》里的洋车就是找中国儿艺借的，大家互通有无。

经过实践中的摸索，道具组人员的分工合作渐渐明晰。精于手作的洪师傅、边英凯负责制作，擅于沟通和变通的丁里负责管理和跟演出，俗称“跟戏”。跟戏极其考验道具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，无论是日常演出中的小细节，还是需要随机应变的偶发情况，在丁里那里都成为充满乐趣的机巧和历险。

人艺建院之前，丁里参与某部戏的道具工作。金雅琴饰演一位时髦女郎，要穿美国的“玻璃丝袜”，当时即便找得到丝袜也买不起。丁里开动脑筋，他让化妆师先在金雅琴腿上涂一层接近丝袜的颜色，然后找剧院装置组的木工借来他们的木工弹线，用黑油彩“啪”地在金雅琴腿肚子上弹出一条笔直的黑线，就像是丝袜的接缝。这装扮上了舞台足以乱真，天衣无缝。

《骆驼祥子》的开幕是在刘四爷的“人和车厂”，按照剧情，那是1926年冬天。刘四爷上场的时候是听书遛鸟回来，他手拿一把扇子，提溜着鸟笼子，手里头还有一对铁球。可大冬天谁拿俩铁球呀，多凉呀！丁里就把它们换成一对核桃，如果是夏天再用铁球。导演并没有提要求，丁里就直接跟饰演刘四爷的英若诚沟通。这些细节帮助演员确定了人物与所处环境的关系，建立起信念与真实感。

《雷雨》第一幕的尾声，周朴园累了，往沙发上一坐，拿起茶几上的吕宋烟要抽。茶几上的烟具里有一个搁火柴的盒，大少爷周萍拿起火柴一划，着了，他给父亲点上烟，周朴园吸了一口，吐出烟雾，闭幕。丁里的任务就是确保这根火柴一划就着。他将两根火柴并到一起，最初是用白线缠上，后来就直接拿胶粘上，这比一根火柴的保险系数高。如果一下划不着，不但破坏了场上的氛围和周朴园的威严感，也让饰演周萍的演员尴尬，很可能打乱整场演出的节奏。看似很小的细节，却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任务，可见道具人员责任重大。

1980年9月，《茶馆》作为中国话剧走出国门的首部剧目，赴欧洲三国演出。巡演是对剧院各岗位工作人员综合能力的巨大考验，特别是剧中的布景、道具要提前两个月经海运运送到演出地。在道具的准备工作中，丁里又发挥了智慧，比如剧中那些茶壶茶碗，当年大部分用的是纸制的。剧中李源饰演的二德子上场时，要顺手摔一只茶碗。丁里便准备了一些碎碗碴，每天开幕前把它们放在纸茶碗中，当二德子愤怒一摔时，碎碴溅落满地，保证了应有的演出效果。饰演王掌柜的于是之也没想到这一着儿，直到某天无意中问起李源，他才恍然大悟。

当年因为《关汉卿》中那头误场的驴，丁里写了检讨，这算演出事故。在那之前，他还经受过猫的考验。苏联名剧《带枪的人》场面宏伟，布景高大繁难，服装道具更是品种多、数量大。剧中有个角色每天要抱着一只猫上台，这只猫还要化装，带一个大红的领结。有一天快开幕了，猫却不见了，丁里忙问谁家有猫，一个同事把自己家的猫抱来了。丁里赶紧给它化好装，这只猫就上场了，结果它惊魂未定，灯光一打，一下就把演员用棉花做的假下巴给抓下来了！演员也不知道换了新猫，还纳闷，平常没这动作呀？情急之下，只好拿随身带着的手绢把下巴遮住，坚持演完了那场戏。一直到快散戏时，大家才发现那只找不见的猫，它正在台上一辆道具火车底下酣然大睡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