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《北京日报》发表文章《周恩来与北京人艺》，文中记述，1961年4月底，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先后两次观看北京人艺正在上演的《潘金莲》。演出结束后，周恩来邀请导演、主演、剧院领导等前来参加座谈会。会上就如何看待《潘金莲》这部戏中的人物形象，大家相继发表相关意见。会议结束后，北京人艺决定停演《潘金莲》。现对文章摘编如下：

　　1961年4月27日和28日，周总理两次来到首都剧场，观看欧阳予倩早年写出的作品《潘金莲》。并且在28日演出以后，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。他邀请了剧作者、导演、演员、剧院领导人、戏曲界名家，以及文化部领导人来参加。

　　周总理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今天座谈会的主题，就是如何看待《潘金莲》这出戏，如何理解潘金莲这样一个人物。”

　　“方琯德，你是导演，先说说嘛。”

　　方琯德说：“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解释，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，这总不是好事，很难让观众同情。”

　　周总理又请潘金莲的扮演者狄辛发言。

　　狄辛说：“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针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，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，杀死一个无辜者求得个人解放是不对的。”

　　周总理对武松的扮演者田冲说：“你这个英雄人物，有什么看法？”

　　田冲说：“剧本是30多年以前写的，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，可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。”

　　周总理说：“焦先生，你是总导演，有怎样的看法呢？”

　　焦菊隐说：“这个戏究竟应该肯定谁？是武松还是潘金莲？始终找不到答案。”

　　夏淳导演说：“写出这个戏是出自反封建的愿望，可是戏里提出的问题，选择的题材完成不了这个任务。”

　　于是之举起手来要发言。

　　周总理说：“《名优之死》里的教师爷请讲。”

　　于是之说：“我看只要把张大户对潘金莲的压迫再写得充分一点，这个戏还是可以演的。”

　　周总理说：“我们请欧阳老谈谈吧。”

　　欧阳予倩点点头说：“1924年写戏的时候，我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，心中很悲愤，于是想写一出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。我是唱花旦的，这才写了潘金莲。我自己演这个角色，周信芳演武松。那时候演戏不像今天，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丰富补充的。演出中，我同情潘金莲；周信芳同情武松，就把他处理成英雄。我们各演各的戏，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。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的主题思想问题。这个戏究竟要说明什么？影响观众的又是什么？”

　　周总理停了一下说：“欧阳老说到当时写这个戏和演这个戏的思想活动，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。可是这个戏今天重新上演，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。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。张大户压迫潘金莲，她反抗是好的，值得同情。可是后来她变了，她杀了人，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，是一个老实的农民。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私通行为是走向堕落，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。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，出走了，或者自杀了，当然会使人同情。劳动人民总是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妇女方面。我想，祝英台、白娘子这些人物，都没有杀人，没有堕落；茶花女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；陈白露也没有杀人嘛，她救了‘小东西’，最后自己牺牲了，所以我们同情她。”

　　大家纷纷点头赞同。

　　周总理看了看欧阳老继续说：“欧阳老是共产党员，所以我们对他的作品就要求得严格一些。尽管《潘金莲》是1924年大革命时期写出来的作品，我们必须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下。为了贯彻好‘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’的方针，要使每一朵花开放得更好，就必须对于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，所以今天才邀请大家来谈谈《潘金莲》。”他又热情诚挚地拍拍欧阳予倩的手说：“作为我这个后来者，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，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。今天你说得很诚恳，我非常钦佩。你的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大好，一定要多多保重。”

就是这样，一个问题严肃的、带有原则性的戏剧创作座谈会，在推心置腹、亲切温暖的气氛当中，很有收获地结束了。

　　座谈会后，剧院决定停演《潘金莲》。